赵文博

      2017年的元宵节，没想到会在武都鱼龙镇度过。
 

      机缘，起因于高山戏。
 

      农历正月十三日，当我加入到市文联和武都区委宣传部组织的高山戏采风活动行列之中时，心里面就有了“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因为我太想知道高山戏是怎么一回事了！
 

      当2008年高山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高山戏这几个字眼便不时地映入眼帘、飘过耳际，但因一直无缘接近，所以对其却一无所知，激荡在胸中的只有无限的神往和能够一睹其风采的渴望。

      当我终于在高山戏的发源地——武都鱼龙镇看到了昼思夜想的高山戏时，我的心就一下子被陶醉了，我无数次地在心中默默地重复着一句话，神秘的高山戏，我走近你了！
 

      高山戏是一种融祭祀、社火和舞台表演于一体的民间文化艺术，流行于武都区的鱼龙镇、隆兴乡、安化镇、金厂乡一带，俗称“唱秧歌”、“吆嗬嗨”、“演故事”，起源时间至今尚无定论。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民俗文化活动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文化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1956年，武都地区五一剧团根据 “演故事”的形式和曲调编排的《咸阳讨账》参加甘肃省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时一炮打响，当时人们称其为“武都曲子戏”；1959年，武都曲子戏《两朵红花》、《尕女婿》参加了甘肃省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又获成功，专家们觉得称其为 “武都曲子戏”不够确切，于是根据其发源地位于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的地理特征，便将其命名为“武都高山戏”；1965年，经武都地委、行署研究决定，组建了“高山戏实验演出小组”，具体负责高山戏的研究与传承工作，这一年实验小组收获颇丰，他们深入鱼龙等乡镇收集整理了一本《武都高山戏曲调集》，并排演了高山戏《接过王杰的枪》和《补锅》；1966年，武都高山戏《挡车》参加了西北五省区戏曲调演；1972年，武都高山戏《一把麦穗》和《迎水桥》参加了甘肃省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戏曲调演；1974年武都高山戏《挡车》和《丰收哨》参加了甘肃省戏曲调演；1975年武都高山戏《开锁记》代表甘肃省进京演出，新华社在《人民日报》等媒体播发报道时称其为“高山戏”，从此，高山戏被载入《辞海·艺术分册》、《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戏曲剧种手册》、《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成为中国260个地方剧剧种之一。高山戏和陇剧双花并蒂，各领一时之秀，成了甘肃省戏曲艺术之树上两朵娇艳夺目的姊妹花！

      高山戏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特色鲜明的地方小戏，其发源地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大山深处。山大沟深，交通不便，高寒阴湿，信息闭塞，是高山戏流行地区最主要的地域特征，这里是典型的农耕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这里的乡亲们千百年来的生活常态。正是这种单调而又艰难的生存环境孕育和催生了高山戏，并使其传承至今依然保存着原始风貌，成了盛开在大山深处的一朵艺术奇葩，成了人们研究戏曲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演唱高山戏的初衷是为了祭祀神灵，但在娱神的过程中，乡民们同时也享受到了自娱的快乐。高山戏演出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这段时间里一切农事活动都停止了，乡亲们不仅可以不干农活，还可以吃平时吃不到的好饭食，穿平时穿不上的好衣服，除了祭拜神灵，祭祀祖先，还可以走亲访友，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所以，过年就成了演练高山戏的黄金时段，过年就成了乡亲们一年中最为期盼的一件事情。演唱高山戏是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山深处，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民们唯一能够集体欢聚、放飞心情的娱乐形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最能调动起大家的艺术创造力，这种把娱神和自娱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表演艺术活动，是高山戏能被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高山戏肇始于娱神，传承和发展于自娱，所有女角至今仍沿袭着男扮女装的传统习俗，唱词没有脚本，一辈辈口口相传，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其唱腔或欢快激昂，或哀婉忧伤，悠扬婉转，韵味无穷，极富情感表达。

      高山戏极具私密性的传承方式使其始终保持着神秘性。其演唱过程中的“过关”、“蔓（wan）庄”、“上庙”、“走印”四个环节最富有神性、也最能表达乡民们对神灵的敬畏之情。
 

      高山戏的开演时间一般在正月十二左右的傍晚时分，俗称“出灯”，具体日子由“灯头”请本村的阴阳先生事先掐算而定，“出灯”时的“过关”神秘而又庄严，所谓“过关”就是全村的男女老少跪在路上，让舞狮和“把式”在头上跳过去，以驱除病魔和晦气，保佑人们在新的一年里身康体健、清吉平安，平日里那些身有疾患的人参加“过关”时最为积极。“过关”一结束，接着就是“蔓庄”。排成一队的演员们在“灯头”的带领下围绕村庄走一圈，叫做“蔓庄”，这有点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划圈保护唐僧的样子，有“划地为城，永保平安”之意，其作用犹如将村庄用藤蔓缠绕起来一样，外面的妖魔鬼怪便进不来了。

      “上庙”就是元宵节这天上午，演员们排着队伍，在“灯头”的带领下去庙里娱神，首先是集体跪拜、上香、焚纸，然后由头把式、二把式、三把式和头旦、二旦、三旦在鼓乐声中跳“凤凰三点头”，舞毕，再次跪拜、上香。“上庙”结束后，紧接着就是“走印”。“走印”就是演员们在“灯头”的引领下，在打麦场或平坦的田地里和着鼓乐唱着、舞着走出一个“佛法僧宝”九叠篆字的印章来，寓镇村驱邪、祈福平安之意。
 

      “过关”、“蔓庄”、“上庙”、“走印”时的表演充满了神性，因为乡亲们认为这时的舞狮和“把式”们都有神灵附身，表演虽然热烈欢快，但表演者和观看者却都一个个神情肃穆，庄重虔诚，连小孩子此时都会不吵不闹。
 

      表演队伍从村里往庙里行进的过程是最热闹的时候，表演者排成长长的一队，在“灯头”的率领下在大路中间边走边唱、边走边跳，表演队伍的两边和后面是无数个看热闹的男女老少，表演者一般为四五十人，而跟着围观的人往往有几百人或上千人。

        走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一个人叫“灯头”，相当于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其技艺源于家传，不能给外人传授。“灯头”手里举着一盏长柄的长方形纸糊灯笼，灯笼的前面写着“风调雨顺”四个字，后面写着“国泰民安”四个字，表达着乡民们纯朴善良的美好愿望。
 

      高山戏的演唱过程中有一个村与村之间互访演出的环节，这个环节意义重大而深远。一方面通过互访演出扩大了村民们的交往范围，增进了村与村、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另一方面通过互访演出，在高山戏的发展繁荣上，又起到了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作用，互访活动既使高山戏忠实地保存了原始风貌，又使其不断地得到提升和发展。当然，互访演出时，是没有“过关”、“蔓庄”、“上庙”、 “走印”这几道程序的。
 

      高山戏的内容有着十分积极的教化作用。通过历朝历代的“戏模子”传承下来的剧本多达一二百种，而敬畏神灵、崇拜英雄、忠孝节义、诚实守信、勤劳善良、赞美爱情则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从排练到演出的过程中，乡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传统美德的熏陶、感染和教育，这个过程对于一辈子困守在大山深处的乡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对于乡风民俗的形成和家风养成起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高山戏在文脉传承和乡民教化中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也是高山戏生生不息的灵魂所在。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高山戏的传承让人担忧，但走访高山戏时遇到的几件事情，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高山戏深厚的生存土壤和顽强的生命活力。
 

      两天时间里，看过表演的五个村舞台旁边都贴有一个村民赞助春节文化活动捐款名单的公示榜，赞助款在一两万元至几千元之间不等，最多的一个人赞助了38000元，最少的赞助款是200元，家家出钱，人人参与，这种发乎真情、出于真心的自愿捐款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乡亲们对高山戏的热爱程度，看到了高山戏传承发展广泛而又坚实的群众基础，更看到了高山戏的美好明天。
 

      还有一件让人高兴不已的事情是，区上、镇上和村上都已在考虑修建村级高山戏博物馆的事情了。

      在观音坝村闫手召家里，让我们切实感受了一回当地纯朴的民风与和睦的家风。71岁的闫手召老人曾在村里当了40多年的村干部，退休以后依然热心于村子里的公益事业，当我们一行十五六个人去他家时天上正飘着雪花，宽敞明亮的厅堂里摆放的四盆熊熊燃烧的炭火和一杯杯热气腾腾的黄酒与香茶，一下子让大家的身上和心里都充满了暖意，小儿子和孙子去邻近的安子村演高山戏去了，他和大儿子跑前跑后地张罗着招呼我们，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递烟打火，老伴和女儿、儿媳妇、孙女们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地为我们炒菜烧饭，不大一会儿，由三个长茶几拼接起来的长桌上便摆上了二十几盘热气腾腾的珍馐美味，既有鸡、羊、鱼肉，还有城里人吃不到的各种山野菜，大家不无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今年能在鱼龙度过这么一个美好的元宵节”！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闫手召一家十口人，自始至终一个个春风满面，彬彬有礼，我想这种祥和家风的形成，里面肯定有高山戏的功劳！
 

      在鱼龙镇的两天时间里，不仅让我走近了神秘的高山戏，更感受到了高山戏美好的发展前景，虽然适逢天气降温而寒冷异常，但心里头却一直是暖烘烘的。

摄影：李舸
 

作者简介

赵文博：男，陇南师专原党委书记，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陇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诗文集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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